(程介明:香港大学原副校长、荣休教授,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)
上周谈到OECD 关于学校未来的四种情景,又与朱永新的“未来学校”互相呼应。这之后,参加了几个会议,不期而然,都与这个话题有关。国际上、中国内地、香港,在教育问题上的讨论,话题正在迅速转变,汇聚到“学校的未来”。因此在这里以读者分享。
这种话题的转变,是因为全球的疫情肆虐,学校被迫停课。停课带来很多的不幸,在很多国家,冒着剧升的疫情还要复课,就是因为心痛与学生失去了教育。而教育,往往与“上学”划上等号。“上学”很重要,学校是教育的重要基地,这大概没有人会否定。关键是,当“上学”成为不可能,怎么办?
于是出现全球性的“线上教学”,其散播速度不亚于新冠肺炎。(虽然不排除世界有些角落、即使是富裕国家的有些角落,束手无策;学生白白丧失了几个月的学习。)不过,同样是线上教学,却会有不同的取向。第一种:尽量希望能够满足实体课堂可以做到的。第二种:在停课的情况下,改变了不少学生的学习模式,有了不少新的尝试。第三种:抛开原来正规课程的格局,设计新的学习尝试。
这里面,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背景,会有不同的情形。例如在公开考试压力大的地方,忙于完成应试需要的学习内容,就变成了教师和学生最牵挂的。不同的年级,也会有不同的情形。例如高年级的学生,自学的可能性就比较高。幼稚园,就始终是“重灾区”。当然,教师的心态与水平、学校的文化、教育制度的运作模式,都令到各地发生的种种尝试很不一样。因此,全球的图像,是非常多元参差,但也可以说是遍地开花,丰富灿烂。
学校社会,结成伙伴
不说全球,只看香港,也是一样。有些学校,不习惯变化,开始几个月,按兵不动,到后来也不得不变。有些学校,开始时勉为其难,权宜姑且,后来才热起来,结果产生不少精彩的经验。也有些学校,平常就很多创新,广纳各种教学资源,停课之下,反而大展拳脚。不同的学校,其文化、习惯、心态都会不一样。就算在同一所学校,不同的教师,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和施展空间。香港因为采取“校本发展”模式,因此有横向的多姿,但也有纵向的参差。这是现实。现实本来就是复杂的,只是人们惯于简单的单一结论,来判断或者描述一个复杂的情景。
但是,在种种五花八门、目不暇给的情形里面,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:学校的墙,正在被打开。是疫情,使学校的墙,不由分说地被迫要打开。也使学生,被迫要在学校围墙以外学习。这与OECD的学校前景 – 教育外判、学校成为学习中心、… -- 不谋而合。这也是为什么近期的网上讨论,不论是国际、内地还是香港,正在逐渐移向“学校的未来”。因为疫情期间发生的种种,诱使人们去考虑:把学生关在学校的墙内,必要吗?足够吗?合适吗?也诱使人们去考虑:把学生放到学校的墙外,有可能吗?有优点吗?有缺陷吗?
再想一想,学校的墙,其实已经不断的在打开。不过疫情之下的停课,逼使我们去打开“课堂”的墙,而课堂往往被认为是学校教育的核心。不是常有人说:“教师要教好每一堂课!”“学生的转变,由课堂开始!”课堂没有了,就成为对学校教育最大的挑战。
为什么说,学校的墙,不断的在打开。第一种情形:学校授课结合现实。这本来是多年来许多教师所做的,良好愿望是希望学生学的有用,又或者学得有兴趣。今天看来,其意义,其实是脱离“分数”、“考试”、“学历”这些“实际”,而把“课堂”扩充到课堂以外。这是过去在不知不觉中走过来的。回想笔者在学校学物理,牛顿定律,是从黑板上的公式开始的,接着就是习题计算,根本没有空间知道其实在意义。是完全另外一种学习,现在已经比较少见。
社会参与,已成常态
第二情形:把社会引进学校。学校邀请校外的力量,进入学校协助-- 家长进校、校友回校、嘉宾讲座、驻校音乐家、驻校作家、体育教练、舞蹈教师、… -- 在香港学校已经是司空见惯,不是什么新闻。都是把校外的现实,拉进校内的学习生活。就像本栏介绍过的,从社会新闻、街头现象学习法律理论,就是让学生实实在在地感觉到,理论是从社会上来的。
第三类情形,把学生送进社会。这在最近几年,愈来愈广泛。一项全港1595所学校的调查,包括中学、小学、幼稚园、特殊学校,平均每所学校11.3个项目,属于与校外社会上的机构结伙;涉及超过5000个校外单位。除了一贯的种种比赛,很多都是课程以外的活动,把学生的学习经历,拓展到学校以外的现实环境。也有一些项目,让学生到真正的社会岗位,亲身体验工作的现实(而不是职业培训)。
第四类情形:在学校以外学习。这里指的,不是校外的补习学校,而是失学的儿童。笔者曾参与筹备在香港举办的“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”(2009),就接触过印度一位女教师,在火车站开班,让在流浪的孩子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,也让他们有信心寻找自己的前途。在香港这样的社会,也有中途辍学的青少年,他们如何学习?稍为年长,不通过学校而学习,由于电子平台的普及,就更加是一种普遍现象。
第五类情形,建设学习型的社区。上周末博鳌教育论坛的主题,就是关于教育的社区化。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地方,作了很有意义的尝试,把整个社区,建设成为一个学习社区。港大建筑系的同事,也曾经在内地设计一个学习型的社区,里面的学校设施,已经融化在社区里面。另一个出名的例子,是加拿大的综合学习指标(Composite Learning Index),是根据UNESCO的学习四大支柱– 学会生存、学会学习、学会实践、学会共同生活– 设计出一个指标体系,用来标志一个城市的“学习化程度”,共17个领域,26个指标。例如:学生的解题能力、在职培训的机会、每户用在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现场表演艺术的支出、… 等等。
疫情冲击,挑战观念
但是因为疫情,看到的却是新的一面。在一个会上,香港的“翻转教学协会”在一个港大与内地“教育三十人论坛”合办的大型论坛上,首先提出的是在线上运作,“如何面对有学习困难的学生”,引起了听众很大的兴趣(当时境内外有4.5万听众)。同一个会,江西宁都的教育局长,介绍了如何在疫情中,运用线上学习,让学生有了新的学习兴趣,也有了新的自信心;而这个县,本来是一个贫困县。笔者最近到过不少学校,也看到不少教师,在疫情之下,正面积极地让学校出现新局面;而这些学校,有些因此转弱为强,有些因此全校教师、师生更加团结,甚至有些从频临倒闭的边缘,而变得生气勃勃。
笔者的观察,这是因为疫情的冲击,打破了旧的思维与规限,绝处逢生,反而带来了新气象。他们有了新的目标、新的途径,反而摸索出新的教育意义。这就是教育的新常态。其意义,不可小觑。
由于学生知识增长的途径不一样了,学校的墙,正在消失。绝不是不要学校,而是学校的角色正在改变。学校教育的意义,会很不一样;人们对学校的成败优劣,也会开始有不同的观念。学校的排序,将会很不一样!(来源: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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